内容与宗教规范相当，也是有关组织、礼仪和戒律方面的。
下面笔者引述其中一些条文，并分别进行论述： 个体经商占地时，首先向村写出书面申请，由村审查报主管部门批准，办理好营业执照，并与村签订占地经商合同，由村落实占地数量和位置。如果说这种口耳相传的、或者行动中的民间规范太简单，尚不足以说明民间规范对义务的设定一般意味着权利的隐含的话，那么，笔者手头的一份成文化的、在文字上大体只有义务规定的民间规范（《天津陈缺屯村村民自治章程》 ）反映的则是同样的情形。
民间规范要成为人们遵守的民间法，必须具备能够被普遍化的要素。这里要继续说明的是：民间规范乃是习惯权利的基本载体。在一些人看来，民间法乃是落后、残忍的代名词，甚至以具体的民间法为例加以说明之。习惯权利针对法（国家法）定权利而言，它是指一定社区内的社会主体根据包括社会习俗在内的民间规范而享有的自己为或不为、或者对抗（请求）他人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社会资格。第三、面对一定社区内人们纠纷时的可请求性。
在一定程度上讲，由于示范——模仿型的文本形式和口耳相传的文本形式更接近于人们的生活常态，或者它们本身就来源于社会生活本身，因之更能够表达和贯彻习惯权利的真谛。因此，鄙人以为，提出习惯权利问题重要，即使我们将习惯权利说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明珠也未尝不可。在第一个步骤中，阿列克西论证了如下命题：法律能够做出主张，法律必然主张正确性，而且这种主张中包含了对道德正确性的主张。
在泷川裕英教授主持并主要由日本学者参与的此组讨论中，与会代表一方面就为什么要研究守法义务的基础以及研究守法义务理论的进路展开了讨论，另一方面也集中探讨了了连带责任与政治义务、自治原则与守法义务以及法律义务与政治义务之间的区别等一系列具体问题。根据商谈理论，当且仅当一个实践性命题或者规范性命题是理性的实践商谈得出的结果，该命题才能够是正确的。有的学者对后一观点持有谨慎态度，有的学者则主张进一步扩大人道主义干预的范围，例如安·库德教授提议对女性人权的极端践踏应该属于人道主义干预的范围。此外，有的学者还对在俄罗斯法律哲学上有特殊地位的圣彼得堡法哲学学派进行了介绍，有的学者则对20世纪的俄罗斯法学理论进行了归纳和总结。
本次大会的分题会议一共有九场，按照各自的题目，现简要介绍如下： （一）法治与和谐社会 由姚建宗和黄文艺两位教授主持的此一分题的讨论紧扣大会主题——全球和谐与法治。理由的实质内容不能缺少，但是事实的证成过程也很重要。
第一位学者以原罪的圣经故事为范式来重构现代法律概念。如果法律由一系列不附理由的指令组成，那么公民将难以识别法律的确切内容，进而使得法律引导行为的功能无从发挥。乌果·帕加罗教授对最近十年小世界范式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特别是介绍了最近有关复杂法律网络拓扑结构的研究动态。第一个主张是，当公民要求调整或豁免于某项法律或政策时，国家应该将宗教性价值置于优于非宗教性价值的地位。
在提问环节，库苏拉迪教授就人权证成及如何实现人权的问题做了回应。国家处理人民和主权问题。3)如何处理网络对话中的身份确认问题。应以区域性人权观为起点，让文化多样性发挥更大作用，主张人的平等。
（七）全球化中的正义 这一小组的题目主要涉及有关正义的法哲学论辩。由阿尔梅达·席尔瓦教授主持的巴西的动物权利之争这个议题引起了与会代表的高度兴趣，他们对动物权利怎样才具有法学上的意义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五）古尔德:人权框架下的多元化、民主及对话 美国天普大学的卡洛尔·古尔德教授以全球性公共领域为背景，考察了开展跨文化对话和设计更富效率的审议流程之可能性,以及面对面互动沟通的机会。透过这四个常识，拉兹想要表达的是：权利并非是根本的或不证自明的，其依赖于利益。
公职人员对于支持他们决定的理由的充分阐述会比不做阐述时更有可能导出正当的决定，如果做出决定者知道他们必须用理由证明其决定，那么他们做决定时可能会更加深思熟虑。3）法律制定中如何落实民主和科学。众多学者以不同的角度和旨趣参与到了这一议题的讨论之中。种族、性别、年龄、语言等作为原初人际纽带构成了人类自我认同、自我实现之根，它们既有利于不同层次上的团结，同时又构成了分歧与争斗的根源。其次，给出理由具有文明化力量，真正给出理由会迫使做出决定者公开地、清楚地阐述其观点。中国根据社会需要制定立法计划，并以此指导立法工作。
该问题主要聚焦于规范的合理证成。其次，法官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需要识别更多的政治意志，需要作为一个跨国的行动者行动起来表达其主张。
后一个难题源于文化的多样性，既然已经否认了人权的那种绝对的普遍性含义，转而强调人权的共时普遍性，在界定人权的内容时，文化多样性就是必须被考虑到的问题。来自英国的理查德·图尔教授论及了2000年在英国生效的《人权法案》，并对这部大英帝国的新权利法案的影响进行了评论。
接着，代表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几个问题：1）说理对于法治的重要性究竟有多大。而对规范的评价需要遵循3个步骤，即阐明规范的目的及理由。
如果在法律体系中找不到这些理由，那么对这些理由所导致的决定的评价与批评就无从进行。阿列克西进一步认为，为了使这一命题获得具体的内容和清晰的结构，这一命题必须在理性的制度化体系中得以阐述。7）在现代化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强调经济利益与报障和谐之间的平衡。在这个限定之下，他阐释了在目前变动的世界秩序中个体权利所可能发挥的三个作用：个体权利强化了作为人而生活这个价值。
来自中国澳门的学者哈里斯肯认了法律论证在司法实践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任何书面法律都有若干开放结构的表述，这些表述对司法者来说，是一个解释性的挑战。小组主持人阿玛亚教授做了美德在法律论证中的地位的主要发言，她认为研究道德观念及其与证成的相关性为我们理解法律推理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视角。
在现实执法方面，中国传统道德与法律不分，二者可以针对各方面发挥不同的作用与影响，其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找到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促进社会和谐。法律与人工智能的专题讨论旨在促进当代法律系统中相关人工智能研究成果之间富有成效的交流互通。
森村进指出相反见解中最大的缺点在于无法提出一个对市场经济的可信替代品。他对其他科学的研究成果可以为法学带来什么影响、法学要如何吸纳并使用这些知识，以及传统的法学与跨界研究之间处于何种关系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检讨。
在第二个步骤中，阿列克西把实在性定义为权威性颁布与社会实效性。"作为法理学特例的非洲法理学针对具有普遍性的法律专家的观念，展示一种具有排他主义的法学体系所可能具有的意义与价值。一是当一个国家人民遭受无情迫害，否认基本人权并震惊了人类的良知，出于人性的考虑而干预在法律上是允许的。全球化并不摧毁文化，而是帮助其在世界各地繁荣昌盛。
最后，杜教授强调，不能将儒家注重的和谐混同于统一，世界大同这个理想不能理解为字面意义上的统一性或同一性，而应该在团结这个意义上理解为质上有差异的统一性。因此，政府不应当涉足文化，而应该让私人部门赞助文化。
2）是否更应该强调理由的实质内容或理由应当符合人类正义。两者应采用推理而达成一致，彼此考虑对方的视角。
虽然该问题并非法哲学的任务，但后者对于推导的途径颇有涉及。她指出，跨国审议需要以人权协议作为基本框架。
